十月，阳光的温度像老母亲的温度一样恰到好处。

十月，在西南地区还不算深秋，枝叶尚茂盛，所以阳光透过树叶间隙洒在地上像一些细碎的银片。

半干的农田里一堆堆麻雀在啄食农人未收尽的农作物。

今天是我儿时的好友老敏的女儿出嫁。其实，无论是不是好友的女儿出嫁我都在每年十月农闲时“回家”。

每年如此，尽管父母都去世了，我依然称之为“回家”。

我常和朋友说，一辈子总有些人有些事烙在心上，根本不用刻意去记也不用刻意去想，它就在那里，一直在。有些事有些人总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出现在心上，有时候会痛，有时候又很自然地一掠而过。

父亲的十字镐、掏耙、大锤、撮箕......，潘叔的长烟斗和嘴里呼出的长长的烟雾和被太阳晒得滚烫的石子，他们都烙在记忆里。

火辣辣的太阳，汗水从父亲花白的头发、纵横的皱纹里没有规矩地乱流，脖子的汗像水泼上去的一样，劳动布的衣服像刚从水里捞起来。我踩在白花花的被太阳晒得滚烫的石子路上，两只脚板换着着地，避免被石子烫伤，父亲低低地说“四儿，去荫凉的地方，下班了给你买糖”。那时不理解父亲的痛苦，作为父亲他竟买不起一双鞋给女儿，他低低的语气里全是心碎。

我执拗地守着父亲，我以为守着父亲是对父亲的安慰。

父亲挥起的十字镐在太阳的白光里和石子碰击出清脆的声音，石子在十字镐的碰撞下飞溅。

太阳是个矛盾的东西，它把大地晒干了，却把父亲脸上汗水晒得乱七八糟地流。

“爸爸，歇一下吧！”父亲没说话，眉毛上淌下的汗水遮住了父亲的眼睛。“爸爸，歇一下吧，潘叔叔都休息了！”我望着在树下荫凉处抽山烟的潘叔叔，长长的烟雾里是潘叔惬意的脸。“不管人家”，爸爸说。“等这个月关响（发工资）了给你买双鞋”。原来父亲一直还在在意我交替换着的赤脚。

父亲眼角的汗水不歇气地冒出来，这汗水没有来源，就一直不停地淌。“去吧，去荫凉的地方”。父亲又叫我去荫凉一些的树下。

阳光发出刺眼的白，公路两边高高的白杨树纹丝不动，鸟儿也懒得叫，知了特别欢畅，不歇气地鸣叫，不等这边消停那边又接上了。我坐在白杨树下，看着蚂蚁搬运一只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的虫子，耳朵里听着知了的呱噪声。父亲手里的工具换成了掏耙，把十字镐挖起的碎石子和泥掏在撮箕里，再一撮箕一撮箕地抬到它们该填补的坑里，就这样不停地重复着。六月的太阳晒干了人家晾晒的被子、晒干了田地里的稻子，却没有晒干父亲的汗水，望着父亲来来回回的身影我的眼睛皮开始沉重起来。

那时候总是好睡，无论多大的事也阻挡不了睡眠。

不知道睡了多久，醒来时发现父亲的竹撮箕垫在地上，我就睡在父亲的撮箕里，因为太阳的收敛而有了一些风，父亲的背对着我，手里拿着锤子把稍大一些的石头改细碎，为明天补坑槽做准备。我望着父亲的背影，背影随着锤子使劲而时高时低，花白的头发在温和的阳光里亮晶晶的，这温和的背影给予了我一生的美好，在我成年后遇上困难我总想着父亲给予我的强和柔，困难的日子总被这样的强和柔打倒。

“爸爸！”

“醒了，回家喽！”

父亲十六岁离开四川到贵州，年过半百依然一口川话，丝毫没有贵州口音。后来我分析，这是因为父亲一直活在他的世界里，所以他才一直保持他本来的家乡口音。

父亲的话很少，只有在我们问他疑难字、偏字或者一个陌生词时，他才给我们解释此字出自哪里，它的典故，甚至野史。父亲坐在黄昏的树下给我们姊妹讲解时我也甚至忘记了父亲白天乱七八糟的汗水。

十字镐和诗，并列在父亲身上。仿佛父亲就一直是一个穿布衣长衫的旧时文人，掏耙、撮箕就是他在路上写诗和作画的笔；父亲又好像是一个为了胜利不畏艰难勇敢前行的战士，和泥巴石头死磕把路填平是他的信仰；事实上他就是黔金线上孙家坝道班一个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道班工人。

黄昏，父亲换上干净的衣物，身上散发出肥皂的味道。一条旧竹椅，一杯淡酒，一本书。白天的烈日已过去，黄昏的风总是异常的柔和，父亲啜一口酒，读一会书，然后放下，再静静地待一会儿。当夜幕降临，需要点灯时父亲才从院里搬回家里。

夜晚的孙家坝道班静悄悄的，只有我们一家人住守着荒野的道班。夜晚的风把白杨树吹的沙沙响。

次日的阳光和前一天的没什么两样，就像父亲和我们一家的生活。

父亲扛着他的十字镐，大锤又出发了，我光着脚也和父亲一起出发。

我走在父亲的身后，小身板被朝阳拉得长长的，走一会就和父亲拉开了距离。父亲停下了用川话喊我“四儿，快点喽”，一边喊我一边往回走，放下工具抱我一程，那时候不知道自己给原本就辛劳的父亲又添了多少辛劳。

每天从石子铺的路上哐哐哐经过的只有一辆又老又丑的客车，从金沙县往黔西县，经过我们的小镇，有时候，停不停车、要不要人上车得看司机的心情来，所以，有时候从深夜就开始等候的人们得像乞求老天保佑一样能坐上车。

除了这唯一的老丑客车外，就是我们当地人称为的“牛车”，相似于马车，只是用牛来代替了马，那种速度和蜗牛一样，性子急的人得急死。

1992年的秋天，也是十月，我在父亲工作过的黔金线实习，班长给新来的我讲土石的配比，三配一的比例才能使土石更加有粘性，一辆黑色轿车从身边驶过，呛人的土尘一瞬间填满了鼻孔，幸好当车辆驶过时我本能地闭上眼睛，才让眼睛逃过一劫。班长是一个黑壮的中年人，尘烟过后，他露出白白的牙齿说“习惯就好了，刚来还不习惯”，并自嘲地说“唉，在这儿工作大家都是‘双面人’喽，晴天是灰人，雨天就是泥人啦”。道班统计员是个幽默的年轻人，他调侃地说“要想富先修路，等路一修通，我肯定要暴富啦”。

“哐当哐当哐当”橘黄色的川路车在土尘里像一个蹒跚的老人，歪歪扭扭的驶过来，哗啦一声把石子倒在路肩上，又回头到石场去。我们按照分工，把一些从公路界内的范围里挖出的泥土拍碎，再按比例倒在石子上拌匀，再补在坑槽里。

和父亲的时代相比，路上的车多了，养路设施有了车和除草机，又老又丑的客车不见了，牛车也消失了。

我想起我儿时的伙伴小枝。

小枝比我大些，出嫁的时候，穿着一身的红花衣服，这是我唯一看见她穿新衣服的时候，她低头坐在牛车上，老牛的后颈被磨出了厚厚的茧，脚步缓慢而无力，是一头老气横秋的牛。车轱辘吱嘎吱嘎地带走了我们镇最好看的女孩。

小枝的红花衣好美。

第二年的冬天，特别冷，小枝回来了，还是那辆牛车，破旧的被子把小枝从头包着，牛车上的血冻成了冰块。

小枝难产而死，婆家的理由是路太烂，牛车跑不快。

1992年的秋天，父亲去世了，我在实习的道班接到通知，我来不及等车，朝着家的方向跑。

父亲离开了。

原来属于父亲的十字镐、掏耙、撮箕，后来属于我。

道班的日子日复一日，生活就像复印的一样，原以为日子就这样开始也这样结束，再也不会有太多的变化。

2016年初，我听说黔金线要改，我心里琢磨，会改成什么样呢！或许就像父亲和我的时代一样，变化不是太大吧。2016年的春天，我叫不出名的工程车驶入黔金线，当时已更名212国道。

作为服务人员，我参与了观摩会，那一天我的心情和天气一样阳光明媚，心里甜甜的。

我的车在十月的阳光里惬意的行驶，公路或依着山间或穿过树林又或依着河畔，像一条玉带总在出其不意时给人愉悦。平整干净的路面让我有些恍惚，两旁绿植的间隙里开出一些不知名的藤蔓小花，在金秋十月里夺冠。

小时候住过的破旧的孙家坝道班如今建成了一个漂亮的现代建筑，供过往的旅人休憩和如厕。我恍惚了，这就是多年前的泥巴和着石头的那条黔金线吗？还是那个摇摇欲坠的道班房吗？或许它一直是国道212。那些过往是我臆想的吧。

要是父亲还在，他也不会相信那条稀烂的老路成为历史了。

我要到“家”了，我的车拐入另一条柏油路，一辆黑色轿车行驶缓慢，车头铺满了红玫瑰，我知道这是我儿时好友老敏的女儿娜娜的婚车。一尘不染的泊油路、一路招摇的婚车、玫瑰花在阳光的照耀下娇艳得像今天的新娘。

一审：陈  露

二审：陈尔进

三审：聂　馨

终审：黄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