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出现标有石板河村方向的路牌时，全车人的精神都兴奋起来。尤其是驾驶员陈明师傅，此行他最期待的就是那条被我语言渲染了很久的挂壁公路。他驾龄30年，走遍全国许多地方，却从没有见过真正的挂壁公路。

其实，我也并不比他知道得更多，只是在几个月前在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制作的一本画册上见过航拍图而已。但仅是一张照片也足以让我震撼——那面像被一刀切断的笔直崖壁上，公路如一条长长的榫槽嵌进山体，一辆车从中间穿过，与占据了整个画面的崖壁相比，这汽车就像悬崖肚子上的一颗痣那么小。

赫章县石板河村挂壁公路 李学友 摄

在全车人的期待中，汽车在一个漆黑的山洞前缓缓停下。洞口有一面被水泥平整过的岩石上，记载着这条挂壁公路的简介，最抢眼的还是那16个字：“不畏艰险、战天斗地、团结协作、造福子孙。”

当我还站在悬崖边上想努力地拍张公路侧面照时，陈明师傅已经跃跃欲试，跳上车去打开了手机摄像头，决定拍下穿过这条公路的场景。而我，选择走过去。

公路的一边是崖壁，另一边是让人不敢伸出头往下看的悬崖。与机械钻探的山洞不同，这条公路边的崖壁上留下了人工开凿的痕迹，凹凸不平的岩石立面将20年前石板河村村民举着钢钎、铁锤一下下剖开悬崖的场景永恒地记录下来。这条公路总长6800米，最惊险的路段就在这面崖壁上，有480多米，我们走过去只花了几分钟，但20年前，这里的村民却花了近3年才在悬崖上将这条路生生“抠”了出来。

挂壁公路与古老石桥相互守望 李学友 摄

本以为走过这条路已经足够让人此生无憾了，可来到白果街道的石板河村，见到这里的村民时，他们的故事才让我眼眶湿润，内心肃然起敬。

听说有人来听“挂壁公路”的故事，村党支部书记闵诗学早早地等候在村委会。入冬后的贵州气温骤降，石板河村海拔1700多米，温度比别处更低些。闵诗学邀我们进屋围坐在暖炉边，说：“每年10月到第二年4月，石板河的电暖炉都是开着的。”

闵诗学约莫40岁出头，刚当上村党支部书记不久，说话时似乎有意避免咧嘴大笑，或许是因为常年累积在牙齿上的氟斑让他养成了时刻收拢嘴唇的习惯。这里的人们大多都有或轻或重的氟斑牙，这是氟中毒的一种表现，曾有研究资料显示，毕节地区盛产煤矿，同时，土壤中重金属污染较重，毕节8个县几乎都是燃煤污染型氟中毒的重病区，而导致燃煤污染型氟中毒的氟主要来自煤泥中的黏土。在山区尚未通电时，这里的人们取暖、做饭、烘干粮食均靠烧煤，慢性氟中毒几乎不可避免。不过，早从10多年前开始，毕节地区在防止氟病上已想了不少办法，作为曾经全国燃煤污染型地方性氟中毒流行最广、病情最重的县之一，赫章县也通过改炉改灶、防治知识普及等办法，逐渐改善这一问题。现在的石板河村里，大多数人家几乎都用上了电暖炉，充足的电力和足够的知识普及，让他们不再受此病困扰。

石板河村是在2003年才通上电的，在此之前，这个位于川沟大岩绝壁下的小村庄，一直只能靠煤油点亮夜晚，靠燃煤取暖做饭。而通电的前提，是通路。

车辆从挂壁公路通过  李学友 摄

1999年之前，石板河村的人们几乎从没动过修路的念头。石板河村的土地破碎且贫瘠，只能种出玉米、红薯这类容易生长的作物，全村400多户人家，无一例外住的都是茅草房。即便如此，盖屋顶所用的茅草也算是稀罕物，只有轮到自己守山时才有权去割来搭屋顶。

村庄四周不是几乎与天相连的山峰，就是垂直于地面的绝壁，河水从峡谷间流过，想要走出山外只有两条路，一是翻山，从周家坡经犀牛塘，到集中村再进县城，全程步行需5个多小时；二是蹚水，从川沟组过岔河到野马川，那里每周也有集市，同样需步行5个多小时。这两条路并不太平，毒虫鼠蚁最为常见，蛇也是这山里的常住“居民”，闵诗学就曾在路上遭遇过，那蛇从头顶上方掉下来，在他脚边挣扎翻滚了几转，又慌张地掉下桥去。还有一种可怕的野兽，如今人们也叫不上名来，只知道不知什么时候会从林间窜出来，见到人类又大惊失色地掉转头去，隐没在山林中。为了安全，也为了赶集时轻松一些，村里有一半的人家养了马匹，每逢赶集，就三五家人结伴同行，天不亮就用马驮着准备售卖的山货出去，快天黑时又驮着煤油等必需品回来。

“5个小时是那时候人的脚力，现在怕是走不了这么快了哦，现在也还有蛇，但那野兽已经没再见过了。”闵诗学咧嘴一笑，又很快收拢嘴唇，旁边两位戴着口罩的女人也点头附和，大家都认为，即便是他们这样长期生活在石板河村的人，如今似乎都因为交通的便利变得“娇气”了。

在挂壁公路上 彭芳蓉 摄

那时，闵诗学才20岁左右，在村小当老师，算是这大山里的知识分子，村里但凡有大事要办，都不会落下他。1999年，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将过80大寿，村民们热火朝天地一起为他筹备。出村采购是必须的，人们赶着马匹到与石板河村一山之隔的独山村采购物品，粮食、水果一应俱全。太阳西斜时，大家欢天喜地地往回赶，谁知，就在这悬崖上出了事故。

人群爬上梯子岩时，那马脚下打滑，硬生生从山崖上摔了下去，花大价钱买来的粮食和村里人少见的水果在悬崖下摔得稀烂，一时间不知该为损失了一匹马悲痛，还是该为损失了这些珍贵的食材惋惜。他们两手空空回到村里，出门时高昂的脑袋现在全都耷拉下来，垂头丧气地讲了这场遭遇。

昏黄的煤油灯在黑夜中的茅草房里焦躁地晃动，一如这一屋子人的心情。原本计划好的80大寿自然是没办成，人们沉默良久，憋着一肚子气在黑夜中散去，而一个惊天的计划也在这黑夜中悄然生长出来。几日后，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王连科召集村里的能人开会，至今，闵诗学也记得那场激动人心的会议。“要开出一条出山的路！”王连科斩钉截铁地说，语气不容置疑，甚至带着几分愤懑。这窝囊气全村人是受够了，老书记的话一出口，便得到在场所有人的支持，先不论如何开出这条路，至少人们的决心有了。

抬头看看这山高谷深的地方，再望一望那弯曲如蛇般的小道，和那一下雨就翻腾汹涌的山涧，这路要从何处开起？有人提议，就从村前那面崖壁上开一条路出去！这个提议不知是否真的能行得通，但在目前来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合理。

汽车通过挂壁公路 彭芳蓉 摄

故事讲到这里，才算进入了正题，坐在闵诗学身边那两位沉默已久的女人，此时，眼里也放出了光彩，就像眼前再现了当年热火朝天修路的场景一般。我更加好奇她们的身份了，便询问起来。

她们都很瘦，扎着马尾，皮肤黝黑，与我目光相撞时，总会微微垂下眼皮，又很快抬起头来，眼角堆起几丝笑纹。身材娇小的那位名叫史红情，个子稍高、浓眉大眼的那位名叫王美仙。聊天越加深入，我才知道，这两位一直安静地坐在一旁的女子背后竟还藏着更为惊人的故事。

史红情是从邻村嫁过来的，丈夫殷开举早在当兵时就入了党，夫妻俩都是勤劳肯干的人，在村里有很好的口碑。他们育有两个儿子，为了孩子的未来，殷开举决定出门打工，誓要挣够钱回来修一栋水泥房子够一家人住。在村里决定修路之前，夫妻俩就已经着手建房了。他们用马把水泥一包又一包地从独山村驮到石板河村，中间路过梯子岩，只能将水泥卸下靠人来背，走上一公里多再换马驮。就这样周而复始，到了村里决定修路时，殷开举接到老支书王连科打来的电话，便放下远在浙江的工作，第一时间赶了回来。

而此时的王美仙已怀有4个月的身孕，从20岁出头起就被推选为村民组组长的她，一直认为自己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村民们认为她踏实能干、办事靠谱，一直非常拥护。在村里开始展开动员时，王美仙便挨家挨户地入户号召，殷开举也是如此在每户村民家之间奔波，告诉人们：“要打开山门，造福子孙。”

山下的河流 彭芳蓉 摄

1999年11月，对整个石板河村的人们来说都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开端，他们要开始修路了。路的起点就在川沟组，紧贴着川沟大岩的绝壁向外延伸，直抵山外。这条路线是村里人最先提议的，但是否能够实现还得请懂行的人来判断。于是，村干部们将在崖壁上修路的想法上报到白果镇（现为白果街道）党委政府，时任镇党委书记安勇大力支持，专门派了几位专家前来帮忙测量。说是专家，其实，在那物资缺乏、公路修建技术落后的年代，一个镇里又怎么会有精通“挂壁公路”建设的专家呢？只不过是比较懂行的人罢了。一行人带着一副望远镜来到川沟大岩前，一番测量下来，定下了这条路的走向，全村2000多个劳动力一呼百应，石板河村的“挂壁公路”就此打响了第一炮。

此后，那副用来测量的望远镜，就是修路过程中最先进、最现代化的仪器了。没有机械设备，也没有专业的技术指导，凿开崖壁全靠铁锹、铁锤、洋铲、钢钎、錾子，以及捉襟见肘的镇政府提供的雷管和炸药，石板河村的人们就这样干了3年。

人们按村民组划分责任段，每段又分成若干小组轮班，通常是8个人为一组，殷开举率队负责挂壁公路起点的洞口处，王美仙在川沟组附近。人们用绳子绑在腰间，从崖顶上吊下，紧紧地趴在垂直的岩石上，再用钢钎和铁锤在崖壁上凿出缝隙，塞进炸药、雷管炸破山体，再一点点将山体抠出足够宽的通道。全村除了儿童和老人没有能力上阵，其他人都把时间耗在了与这绝壁对抗的日子里，怀有身孕的王美仙也不例外。她挺着肚子和人们一起支起钢钎，又点火引燃炸药，引线一开始燃烧，就以最快的速度扶着肚子跑到隐蔽的地方，弓起身子死死捂住耳朵。

志愿者清扫挂壁公路 李学友 摄

听到这里，我已快惊掉了下巴，提了一个当母亲的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的问题：“你不害怕吗？”我指的是担心肚里的孩子。

王美仙眼尾上翘，大大咧咧地回答：“那时候没想那么多，一心只想着快点把路修通，跑快点，躲远点，就不怕了嘛。”

连怀有身孕的王美仙都是如此，其他人更是不知疲倦，再难解决的问题，在那样的氛围之中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由于没有专业的测量技术，开凿公路只能凭感觉。所以，每凿出一段，施工队就得派一个人从川沟大岩上下来，花2个小时步行到对面的山坡上，用那副全村最先进的仪器——望远镜，看看凿出的路是否平直，之后再花2个小时步行回到施工现场把观测结果告诉大家，随时修正开凿的方向。

一去一回十分折腾，开凿进度又极其缓慢，闵诗学和大家伙儿都只能争分夺秒地干，就连夜晚也不愿休息。石板河村那时尚未通电，天气晴朗时，夜里还有一轮明月散发着幽幽白光，遇上阴天，那就是一片漆黑，山洞里更是伸手不见五指。不过，这也不耽误大家施工，没有专业的安全帽和矿灯，他们就把老式的大号铁皮手电筒用绳子绑在头顶，借着一束黄光继续敲打岩体。直到大家都筋疲力尽，才陆陆续续聚在山洞里，找一片稍平整的地方把带上山的被褥铺开，席地而睡。

史红情除了参与修路，还得给丈夫送饭。每到饭点，她便和其他家属一起，将煮好的玉米、红薯等饭菜放进悬崖下的篮子里，再由崖上的工人们用绳子拉上去，大家伙儿一起分着吃。休息时，夫妻俩也没闲着，继续为他们的新房添砖加瓦。

夫妻俩配合修路，虽然艰苦，好在心里满怀憧憬，干起活来也能感到幸福。然而，殷开举39岁那年的四月初六，一场事故让史红情永远失去了这种幸福。

如今仍偶有石块从崖顶坠落 彭芳蓉 摄

史红情并不愿意回忆起那些细节，我是靠王美仙和闵诗学碎片化的描述才拼凑出那惨烈的场景的。

山里的春天来得迟，那时，天气才刚开始慢慢变得暖和起来，殷开举如往常一样和队员们去到工地上，同队的还有王美仙的丈夫唐兴方。殷开举每次上工地总是走在最前面，他来到刚凿出一个缺口的岩体上，正准备开始工作，就感到头顶传来奇怪的响声和震动。殷开举本能地抬起头望向上方，瞬间大惊失色，高喊道：“石头要落下来了！”就在喊出口的那一瞬间，一块巨大的山石已经轰然落下，千钧一发之际，身手敏捷的殷开举推开身边的人，又抬起腿向身旁的唐兴方、殷开顺等人飞踢两脚，那原本聚在一起的7名队员还没反应过来，就像砸在地面上的水花一样四散开来，唐兴方和殷开顺也被重重地摔到一旁，一个腿骨骨折，一个断了肋骨。山石垮塌的隆隆声响彻山谷，尘埃落定时，人们才发现，殷开举不见了……

出事了。史红情正在另一处工地上开工时，有人惊慌失措地跑来报信。出事了？史红情一时间有点发懵，很难想象出清晨出门时还意气风发的丈夫此时已被山石砸入崖底变成血肉模糊的样子。脑袋里一片空白，脚步已经向着事故现场飞奔而去。现场过于惨烈，人们拦着史红情，怕她伤心过度，但人群里的惊呼、劝慰和悲哭在史红情的耳边都已化作一片混沌，她的眼泪流了出来，几乎没有哭声。史红情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直到镇党委书记安勇和镇里的干部敲开了她的家门，送来了3000元安葬费和250公斤玉米。

史红情没有告诉我那个夜晚她是怎么度过的，只说，第二天，她来到了工地，在腰间系上了绳子，握着钢钎爬上悬崖。

“开举经常说，要把路修通，这是造福子孙后代。”

人们感到震惊，很快便被这坚强的女性折服。她像殷开举一样，总是走在第一个，和大家干着相同的活。不同的是，孩子读书时，她就早早地做好午饭自己带去工地，孩子放假时，为她送饭的就是这两个儿子，一个7岁、一个9岁。

史红情（左）和王美仙 彭芳蓉 摄

这项浩大的工程在那场事故之后又添了更复杂和悲壮的意义。闵诗学年轻力壮，冲锋在前；王美仙直到临产前，才放下洋铲；史红情修完丈夫所负责的路段，又参与了集体攻坚。

900多天过去，2002年的端午节之后，石板河村的人们终于成功在这绝壁上“抠”出一条长长的口子，“挂壁公路”终于诞生。闵诗学记得，通车那天，这条奇迹之路边上挂满了红旗，远远看去，就像川沟大岩这个巨人身上的一条红腰带。终于有车开了进来，那是一辆破旧的北京吉普，在嘎吱作响的行进中，摇出了这深山里动人的音乐。

挂壁公路通车了，人们要接着把电接通。经历了如此漫长且令人不可想象的奋战，集体扛着电杆进村这种苦力活看起来也没有那么难办了。闵诗学还记得那由几十个壮劳力组成的队伍抬着电杆从“挂壁公路”上归来时的场景：“大家都没有经验，走走停停，但是心里高兴。”

石板河村的路通了，电也通了，村民的生活归于平静，且燃起希望。山里的土地太过贫瘠，许多人选择外出打工。一个人撑起整个家的史红情，在儿子初中毕业后，便带着两个孩子远赴浙江，她还有一个愿望没有完成。

史红情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却从不敢多花一分。5年后，两个儿子在浙江陆续成家立业，史红情却选择独自回乡。

她回来时，那条自己参与修建的“挂壁公路”已被拓宽，更宽敞也更通畅了。不过，家里还是老样子，甚至更显荒凉。丈夫走后，那栋一家人怀着期待修建的新房就已停工，屋顶尚未修建。如今，风雨早将建好的墙壁染出了青苔，杂草也几乎将这未完成的房子淹没。眼前的景象让史红情悲从中来，她去到丈夫的坟前，找来砖块和石料，独自一人将那个简陋的坟冢重新修整，立起了一块墓碑。此后，她又将新房周围的杂草清除，屋内打扫一番，独自请人运来材料，将她和殷开举的小家一点点建了起来。

2016年，“村村通”路面硬化工程让这条“挂壁公路”再次变了模样。此后几年里，石板河村的样貌也发生了更大的变化，茅草房全换成了水泥砖房，不少人家门口停上了汽车，人们也几乎不再靠燃煤做饭、取暖，大多数人家都用上了全新的炉灶和电暖炉。

挂壁公路入口 彭芳蓉 摄

史红情回来之后便再也没有离开过石板河村，一直独自生活在这里。村里与她当年离开时早已大不相同，当初打电话召回她丈夫的老书记王连科，已因积劳成疾去世；闵诗学不再当乡村教师，如今已是村党支部书记；王美仙仍旧是川沟组的组长，孩子早已长大。

结束这场谈话时，我才意识到，村里不知何时突然停电了，围坐的那个电暖炉早没了热气，可我丝毫未感觉到寒冷。走出村委会，闵诗学、史红情和王美仙不约而同地望向川沟大岩，它依旧威严耸立，肚子上深深地缠着一条“腰带”，一辆汽车正快速从中通过，驶向深山之外的世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