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交通为贵州插上腾飞的翅膀

9月28日,天眼新闻“新黔边行”栏目推送第108篇,完美收官。该栏目从5月初首推,到9月底收栏,记者彭芳蓉沿着黔边行走30个县市,共写下108个脱贫攻坚故事。这些生动的小故事,拼出一幅贵州脱贫攻坚的大版图,成为见证和记录贵州“千年之变”的一个重要文本。彭芳蓉的“新黔边行”,具体说来,是一次次以贵阳为起点,乘坐汽车或高铁抵达贵州与湖南、四川、重庆、云南和广西等地交界的地方,行走及往返的总行程在1万公里以上。一名女记者,5个月顺利完成独走黔边的采访任务,艰辛当然是难免的,但是从中亦不难见出:贵州的交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的革命性的巨变。

交通不通,经济则无从谈起。“要致富,先修路”。几十年前走在农村,几乎随处可见这句话被当作口号刷在墙上。几十年后的今天,墙上的口号早已换成新时代的宣传画,这句话却深深刻在了人们心底。

曾经,贵州经济社会囿于薄弱的基础建设而发展迟缓,居住在与外省交界区域的人们更像是被困在大山之中,如非迫不得已不会踏出村庄半步,时间仿佛凝固在山林间。为了打破这封锁发展的屏障,人们想尽办法开山凿路,用铁钎、大锤一点点啃出通向外界的希望。自2014年起,开路的速度开始突飞猛进,脱贫攻坚力量给大山注入动力,水泥路联通村庄,柏油路如蜿蜒的飘带在山间缠绕。

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打通了贵州经济的动脉,而乡村公路建设则疏通了贵州经济的毛细血管。数据是最直观的。到2019年底,全省公路总里程20.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7005公里,排全国第四、西部第二,综合密度排全国第一。2016年至2020年,先后5条高速铁路建成通车。

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大交通建设,贵州这样一个山地省如何“脱贫攻坚”?交通大发展是贵州脱贫攻坚得以实现的前提,也是贵州未来发展的基础。本期“新黔边行”选读,我们特别精选出4篇与交通相关的作品,希望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大交通带来的大发展。

从江县是贵州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地处月亮山区的加鸠镇曾是贵州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当地的光辉乡也是全省最后一个通公路的乡镇,交通一直是当地干部最大的“心病”。在《从江县加鸠镇:月亮山区那条驶向“光辉”的路》一文中,我们可看到当地干部几十年来为打通公路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也能看到当地人因打通公路而为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七星关区鸡鸣三省村有一块独特的石碑,立碑人申时昭在石碑上刻了5个大字:感谢共产党。他感谢的是共产党为他修通了通往家门口的那条水泥路,感谢政府为他这个贫困的残疾人家庭提供教育、医疗等各方面的优厚政策。这是《七星关区鸡鸣三省村:一条寻常小路与一个不寻常的故事》中所呈现的内容。

《独山县下司镇:向启尧30年卖橘路》中的主人公,年轻时,天不亮就开着三轮车到镇上卖橘子,村外那条泥巴路让他几次想要放弃果园另谋他路,随着时间变化,货车开进田间地头,外地的水果商贩也来他的果园里拉货,向启尧不必再自己出门零售,专心研究种植技术。

修路、修桥,给大多数人带来便利,但也让一些特别的职业受到“打击”。在《仁怀市合马镇:赤水河上摆渡人》一文中,以摆渡为生的罗远生已70多岁,修通了路和桥后,他的生意便也不再好做,所幸当地政府给他提供公益性岗位,将摆渡作为旅游体验项目,同时当地也有了新的致富“摆渡人”——发展火龙果种植的罗昌勤,带着村民从贫穷渡向致富路。

——　李　缨

从江县加鸠镇:月亮山区那条驶向“光辉”的路 

“加鸠为什么穷?一是因为交通,二是因为教育……”20世纪80年代,那时的加鸠还是一个区,时任区委书记王志荣几乎每次到县里开会都会反复提起这个话题,作为土生土长的加鸠人,他切身体会到加鸠苦无公路久矣!

从江县建县较晚,加之距离省会贵阳市很远,整体规划发展自然更加滞后。这里也是贵州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而当时与广西之间仅隔一公里的光辉乡(已于2016年撤销建制与加鸠乡合并为加鸠镇,设光辉村)又是全省最后一个通公路的乡镇。

1964年,通往从江的公路修通,王志荣为浩浩荡荡的修路队伍开路。当时,从江下辖7区一镇,每个区、镇都由区长或镇长率领民兵及当地出的劳力,扛着铁钎和锄头一点点把路挖通,这条路标志着贵州所有县都通了车。

然而,路对大多数深处月亮山区的加鸠人依然是个遥远的想象。

那时县里召集开会,必须提前三四天下通知,王志荣接到通知就必须马上动身,包上干粮开始赶路,一步步走到东朗已是夜晚,找一户农家歇脚,第二天一早又出发,走到下江天又黑了,只得再找一户农家借宿,第三天一早赶路才能到达从江。就这样,县里开一天会,王志荣来回得耗费一周的时间。

1975年10月1日,通向加鸠的“断头路”举行通车典礼会。这条路同样采用了“人海战术”。此时王志荣已在区里担任干部,参加典礼的他心潮澎湃:加鸠终于有了改变的机会。

“断头路”修通后,加鸠区花3万元置办了一辆北京吉普车,总算告别了花一个星期去县里开一天会的日子。

尝到了通路的甜头,王志荣当然想继续为家乡百姓争取更多利益,他不止一次在县里开会时反复强调那条“断头路”应该继续修通。随着时间推移,加鸠人的米缸和钱袋都渐渐满了起来,但路依然是加鸠各地村民们头疼的问题,这期间,加鸠区已变为加鸠乡。然而,通村的土路建设依然十分缓慢。

2002年不仅是加鸠人值得铭记的一年,也是贵州省值得铭记的一年,通过3年建设,通往光辉乡的土路正式通车,掌声和欢呼声标志着贵州最后一条通乡公路真正建成。

此时王志荣已近退休,他还记得当年修路的场景。过去修通到加鸠的路只能靠人力,如今这条通往光辉的公路却动用了挖掘机,当挖掘机驶进乡里时,就连河对面榕江县的村民都好奇不已。这台巨大的机器铁臂一挥,深深插进土里挖出一大方泥土,现场围观的人们无不惊叹:时代真的变了,这哪里是当年一锄头、一铁锤能办到的?

看着围观的人,王志荣的情绪也被带动:路终于通向这个最边远的地方,自己多年的夙愿终于一点点成为现实。

王志荣退休后回到临近光辉村的老家加翁村,作为为数不多从加鸠走到县里当干部的人,村里不少事都找他拿主意。2008年,县里下拨一笔资金用于危房改造,此时的加翁村还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王志荣便极力主张用这笔钱同时把路也修好。

这个决定无疑要让加翁村完全变个模样,既要修路又要盖房,资金的分配也变得紧张起来,当时镇里的干部也对王志荣提出质疑:“这个钱是用来修房子的,哪里有余钱修路?”

“用最少的预算把村里的道路修好,剩下的钱再根据各家贫困情况来做分配,就能解决问题。”王志荣说。

“那怎么就不能先把房子搞好了,再来考虑修路的事?”干部又问。

“你看这些房子,七七八八相互交叉,哪里有一条笔直通行的路?先修房子,到时候要修路又来拆房子,不是劳民伤财?”王志荣态度坚决。

如他所愿,加翁村可通车的道路修了起来,柴米油盐从人们的背上转移到推车里或摩托车上。

2012年开始,硬化路一条接一条通向各乡镇,又通往各个村寨,深处月亮山区的加鸠人也能走在路上脚不沾泥。

如今,王志荣时常坐在屋里看人来车往。通往村口那条公路正是当年全省最后打通的通往光辉乡的公路,如今的变化用“翻天覆地”来形容都不足以表现王志荣内心的喜悦,他甚至想,村里该再修一个停车场,好让越来越多的车找到安身之所,还要给那些下梯田劳作的人们多修一些便道,方便日常耕作。

夜晚,一轮朗月挂在月亮山顶,月色之下梯田显出点点金黄,虫鸣声打破夜晚的静谧。在边远淳朴的加鸠,人们终于如王志荣所愿告别肩挑背驮的生活,古老的稻作文化依然延续,传承方式和生活品质却在这一条接一条的平坦大道上向着光辉驶去。

七星关区鸡鸣三省村:一条寻常小路与一个不寻常的故事 

鸡鸣三省村里有一条看似平常的小路直通申时昭家,但路边的一块水泥石碑让这条路显得不同寻常。

石碑是2019年4月立起来的,正中刻着5个大字“感谢共产党”,右侧用小字刻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字体工整。而立碑的人,就是申时昭。

这条弯曲的小路顺坡势而建,不到100米距离,我们几个年轻人“爬”上去竟也会气喘吁吁。申时昭的妻子陈稳芬笑吟吟看着我们,熟练地推动轮椅招呼着。申时昭从地里赶回来,双手和鞋上还沾着泥,他有点难为情地搓搓手说:“刚刚在地里做点活路。”

问及这块石碑背后的故事,申时昭又露出害羞的笑容:“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感谢,就找人帮忙立了这块碑。”

申时昭认为自己是个时运不济的人,文化程度不高,只能靠打零工谋生。2014年建档立卡成为贫困户,日子过得紧巴巴。他和前妻育有一子,离婚后便到云南曲靖打工,儿子几乎全靠年迈的母亲照顾。

在曲靖,申时昭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陈稳芬。陈稳芬先天下肢残疾,但为人乐观,说话总带着一脸笑意。“我是遭他骗来的哩!”在贵州生活9年,陈稳芬乡音未改,操着一口云南话给我们摆起自己“被骗”的经历。

那时申时昭45岁,而陈稳芬还是个刚满20岁的女孩,见到这个乐观的姑娘后,申时昭告诉她家里有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日子还过得去。同样是生在农村的陈稳芬觉得,虽然年纪比她大一些,但人看起来忠厚老实,家庭条件还不错,便同意了。

两人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2011年,陈稳芬高高兴兴地带着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来申时昭的老家做客,走进全是土路的村子,放眼望去都是木房、瓦房,瞧不见砖房的影子,一行人已经感觉有点不太对,直到爬上一条陡坡,终于来到申时昭家时,眼前这栋破破烂烂的两层木房让众人傻了眼。陈稳芬一家的白眼快翻到了后脑勺。

这桩婚事最终还是成了。一家人住在申时昭口中的“两层楼”木房里,年久失修的屋子处处显出破败的痕迹。某天晚上下了场大雨,陈稳芬一觉醒来发现被褥都湿透了,她气得说不出话。

这让人心烦的房子到底还要住多久?2017年终于有了答案。农村危房改造开始实施,这栋申时昭一家早已无法忍受的房子当然也纳入范围。利用政府补贴的5万多元,申时昭修起了一栋真正的水泥房。虽然只有一层,可比过去“虚有其表”的二层木屋结实得多,也舒服得多。陈稳芬心里乐开了花,两人的小女儿也欢呼雀跃。

不过申时昭还有一块心病。他还记得自己迎娶妻子那天,铆足了劲一口气把妻子背上那条陡坡后的狼狈相。妻子遇上赶场就更想出去逛逛。想想往后的日子都要这样背着妻子上上下下,他索性决定自己挖一条路出来。钢钎、大锤,就靠这些简单的工具,申时昭开出一条相对平整的土路。虽然轮椅还是无法通过,至少背着妻子下坡相对轻松些。在土路拐弯处有一块大石头,每次申时昭背着妻子出门时,总会在那块石头上歇口气,一条不足100米的路,他得分两三次才能走完。

申时昭的不易被村干部们看在眼里,赶上村里实施路面硬化工程,干部们找人运来水泥,开来压路机,把这条路彻底给他修通。换了房子,又修了新路,申时昭终于可以推着轮椅带妻子去逛集市,他心里激动万分,又不知该如何表达,索性找人帮忙立了这块碑。

这块石碑让申时昭出了名,后来每逢外面有人来鸡鸣三省村,总会带着好奇来看看这块石碑,而申时昭却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事,不过是漫漫人生路上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深刻的感谢罢了。

独山县下司镇:向启尧30年卖橘路 

清晨6点不到,下司镇新同村的向启尧就必须骑着三轮车出门,300多公斤温州蜜橘把车斗塞得满满当当,车轮在通向镇里的泥巴路上压出深深辙痕。

又到了那个让人头疼的斜坡,向启尧紧紧抓住把手,踩足油门吃力地往上攀爬。每次过这个斜坡他都会忍不住咒骂两句。村里难得有老板愿意开车进来拉蜜柑,可货车一旦装满蜜柑再遇下雨天,铁定会在这个斜坡上打滑,每到这种时候,向启尧就会接到一通气急败坏的电话。刚离开不久的老板在那头吼叫着让他赶紧来帮忙推车,两个淋成“落汤鸡”的人在泥泞不堪的坡上使出吃奶的劲把车推过去,然后各自带着一肚子的气分道扬镳……这种情况一年至少出现10次。

颠簸40多分钟,向启尧终于赶上镇里的早市,一路和卖菜的、卖肉的打着招呼,找个地方停下,开始一天的售卖。他心里默默祈祷今天能把300多公斤果子卖完,所以也不太计较价格,一公斤卖一元或两元都没关系,不求挣得多,不亏本就行。几乎每天都是到了夜里才收摊。如果车斗见了底,他便能一扫全天的疲惫,吹着小曲往回走,那个斜坡似乎都不那么令人厌烦了。

翌日,车斗被妻子头一天的劳动成果装满,他又得重复这起早贪黑的日子。

“真是不想干了!”在2000-2013年这段时间里,向启尧不止一次气冲冲说。

不过他也只是说说而已。在新同村这个与广西相隔只2公里的边远村庄,他算是较早摆脱传统农业的人。好像种橘子、卖橘子已经成了他的宿命。

新同村是个神奇的地方。这里是典型的亚热带气候,常年降雨量维持在30-70毫米,平均气温不到20度,而从下司镇到新同村的路上四周全是石头山,可进了村庄的地界,山上的石头竟都变成了红土。在1990年之前,新同村的人们每日与水稻和玉米相伴,没人知道脚下这片红土地能带来多大财富。直到县农业局派来专员,提取红土做检测,分析这里是一片种植蜜橘的好地方,大家才恍然大悟,自己竟守着一片宝地而不自知。

县农业局要帮这个深度贫困村一把,在当地拿了300亩土地发展温州蜜橘,将项目承包给四川来的一个曾姓商人,在当地招了几个工人搞试种。当时年仅26岁的向启尧就是其中一员。

说来也怪,新同村周边这些山上过去什么也不长,县里几次派人来搞飞播种,都没有任何效果,但这次种温州蜜橘竟成功了。温州蜜橘经济价值比传统农作物至少高5倍,只是等待的过程十分漫长,要熬到丰产期结出口感最佳数量可观的果子至少得5-7年,年轻的向启尧跟着老曾学了不少技术,也成了半个“土专家”,可10年过去,好不容易熬到丰产期,老曾不干了。

300亩果林眼看就要荒在地里,村支两委当然不会让这能给村里带来脱贫希望的“小火苗”熄灭,索性把果林分到能干的农户手里,让大家随意发挥,学了10年的向启尧自然也就分到了几亩林地。

要不是看着果林已经到了丰产期,每年能为他带来几万元收入的份上,向启尧真的会被这难走的泥巴路“劝退”,可想想自己已经在这片果林里耗了十几年,而且家里还靠这些橘子盖上了新房,他发完脾气又会乖乖地骑上三轮车去镇里。

终于到了2012年,村里动工修一条通往镇上的公路,4.5米宽,水泥浇灌,那个承载了无数骂声的大斜坡也改道修出一个“S”形急弯,走起来平平稳稳,只需20多分钟就能到。向启尧感觉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

他其实也有先见之明,早在2010年时就开始考虑扩张自己的果林。新同村的山坡很多,每户人家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山。向启尧把山坡开垦成阶梯状,每年用挣来的钱投资更多树苗,年复一年,半片山坡已长出茁壮可爱的小果树。恰好2013年村里的水泥公路通车,他感觉是时候拓宽销售渠道了。

已种植橘子20多年的向启尧心无旁骛,专心继续经营着自己近百亩果林。到2017年,通向下司镇那条水泥路又有了新的动作,当地政府要将这条路拓宽成8.5米宽的柏油路,宽敞的双向车道行驶起来更加平稳。

2018年公路完工,向启尧接到更多来自两广的水果商贩打来的电话,虽然他已经买了小车,也给在外跑工程的儿子添置了一辆工程车,不过再也不用载着水果到处找销路了。

如今,向启尧已完成了100多亩的果林种植,其中有20多亩正处于丰产期,每年能给他带来20来万元的收入,两名60多岁的老人长期在他的果林里工作,包三餐之外每天也有70元的收入,收果的时候便有更多人前来打工,他预计再过3年,自己的年收入能涨到40万元。

清晨,睡了个好觉的向启尧吃过早饭就钻进果林,修枝、施肥、除虫……在茂密的绿叶中穿梭,电话不时响起,那头是远方的老板迫切的声音:“老向,给我留几亩,明天喊人来拉货!”不用帮忙推车,也不用坐在三轮车车斗上忍受漫长地等待,大货车会开到果林边,一筐接一筐的果子整整齐齐码上车厢,驶向四面八方。

仁怀市合马镇:赤水河上摆渡人 

进入6月,太阳炙烤下的赤水河升腾起阵阵热浪,毗邻河畔的沙坪村越来越像个蒸笼,罗远生趿着拖鞋来到岸边,走了10多分钟身上就开始变得黏糊起来。到了岸边,翻涌的河水带来热风,一阵阵扑在身上,他终于感觉舒服些。

他轻巧地跨上铁皮船。这船看起来也有些岁月了。70多岁的罗远生拿起长长的竹竿对着水下的石头一顶,这艘老船便改变了方向缓缓靠了过来。

罗远生站在船头,腰板挺直,不时把竹竿深深插到水里用力撑一下,只用了几分钟,便把我们送到对岸。岸边聊天时,十来个背着书包的小孩轻车熟路地跳上船去,“爷爷,快开船啦!”

这是罗远生一天当中为数不多的热闹时光,上学放学的小孩,出门赶场的老人,有时来了几个游客也想体验一把在赤水河上飘荡的感觉,船上有了人,他就像回到年轻时一样充满干劲,灵活地掌握航向。不过一天也就来回几趟,撑船也不再收费,每月从政府领取1200元补贴,当作他从过去的私人船家变成如今景区服务人员的工资。

罗远生15岁就跟着父亲上船,一天往返不知多少趟,有时还得送要出远门的人到四川去,忙起来连饭都顾不上吃。可近两年,摆渡生意冷清下来,儿子也出去打工,不愿再做摆渡的活路。

两三年前,村里说要修公路,这个大工程引来不少人反对。那时候村里的干部没事就往村民家里跑,就连那个不是村干部的罗昌勤也跟着“瞎掺和”:“不通路,你种了粮食也卖不出去,子孙后代一样跟着过着贫苦日子。”

公道地说,罗昌勤算是村里走出去的能人,早年在外打工,曾在工地承包打砂石工程挣了不少钱,回来后定居仁怀,买来一辆中巴车,专跑仁怀到茅台这条线,后来又买了几辆货车,同时承包建筑工程,挣钱的生意一直没断过。

2018年,修通了公路的沙坪村想一改过去贫穷面貌,打算搞点能挣钱的事。村委会找来罗昌勤这个本村人,大家知根知底,而且他过去挣了钱也从没忘记过家乡。“买猪、买牛给大家喂也不是长久之计,还是要有个像样的产业。”罗昌勤断言,必须有成一定规模的产业才能让村民们有动力,但到底要做什么产业,他也一时拿不定主意。

索性先去考察。罗昌勤和村干部们去往临近的四川,又去了贵州的罗甸、安顺等地,当时这几个地方的红心火龙果已经做出了名堂,结合赤水河边气候条件等特点,他们也决定试一试。

筹备完成马上开干。村委会动员,最终流转来42.5亩土地,可修好大棚后早过了下苗的最佳时期。不过村民已经等不及了,依然种下果苗,为了保证果苗正常生长,又加大人工投入,加班加点地给果苗补水,好在这些成本没有付诸东流,果苗很快生长起来。

既然开始干了,就必须得撑下去。毕竟,基地的收益关系到那42户入股村民,其中还有19户是贫困户。罗昌勤咬着牙天天守在地里,把从外面学来的技术都用上,即使有工人他也不是完全放心,教大家拔草、施肥,再也没体验过搞工程时那种相对清闲的日子。

罗远生虽不管下地种植的事,但每天撑船时都能看到河岸边基地里有人忙碌,种下果苗第二年,基地里竟还真有游客来采摘,这让他有些意外。

不过对罗昌勤而言,这些也在意料中。虽然还没到盛产期,但2019年已经能结出5万多公斤果实,随着品质越来越好、产量越来越高,光靠采摘体验和零售已经不能完全消化,还得找到更多销路。红心火龙果售价颇高,一公斤至少能卖24元,有时市场价能高达近40元一公斤,按这不断增加的产量,今年的产值至少有100多万元。

这个发展趋势罗远生并不太清楚,他只相信拿到手里实实在在的东西,但他也对罗昌勤隐约有了信任。

他撑船送我过河,遥望着对岸火龙果基地的白色大棚,有几个黑点一样的人影在基地旁,他知道有一个人肯定是罗昌勤。毕竟这两年来,几乎每天都能在岸边碰见他,这个小伙子比刚来时晒黑了不少,看起来显得更瘦。短暂的沉默后,罗远生低着头笑了笑,轻巧地跳上铁皮船,用竹竿用力一撑,载着十几个小孩的船缓缓滑向对岸。他一辈子为村民摆渡,如今沙坪村有了新的路,自然也有了新的摆渡人。